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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了一個院生之後，台灣心智障礙者的安置機構真能改變嗎?

雷游秀華
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創會理事長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董事長

我是一位心智障礙者的母親，也是安置機構的使用者。我陪台灣身心障礙相關倡議及法案修法走過30年……。從把孩子留在家裡到因年邁把孩子安置在某個養護中心。

這次苗栗縣德芳教養院院生受虐死亡事件，驚動了監察院的監委主動調查，也讓立法院倡議修法。看了很多新聞相關報導，但始終停留在停辦或這次案件的創辦人本身有前科，針對議題要修訂相關法條。但作為一個倡議者很感謝各界關心，但作為一個使用者，心理滴血的是我的孩子離開教育體系後無法得到安置。我不是學者，我不談心智障礙者安置的「機構化」、去「機構化」、「社區化」議題。我只關心，我們這一群心智障礙的孩子未來將走到哪裡?也許很多人會問，家長為什麼會把孩子送入丙等機構，理由簡單，不是每一個家庭都有量能照顧孩子，也不是每個孩子都有小作所、日照中心可以去。我有幸讓自己的孩子進入養護中心，但這中心在候補的名單，可能從幾十位到百位。而這也可以從我推動心智障礙者的福利政策一路走來所看，從雙北後，各縣市很多教養院或**之家，大幅成長。

每次看到身心障礙教養院有虐待或是致死事件，主責政府單位即刻會勒令停業並安置院生至其他機構，但是這種事情從我擔任智障家長總會理事長以來，已發生多起類似案件，院民受虐事件更是層出不窮。解散後雖然社政單位都會緊急安置，但期滿後問題仍要家長自尋安置地點，因此非就近安置，而是跨縣市，家長接受度及經費補助等問題也必須解決。但主因是全日型的照護機構不足，甚至部分急需安置，或心智障礙機構無法服務，家長將孩子安置在「康護之家」已是不爭之事。而這起悲劇，也絕對是許多重度心智障礙和自閉症家屬，內心最大的恐懼。

因此做為台灣心智障礙福利的倡議者和使用者的我提出自己的觀點:

1. 廣設照顧中心:全日型、日照中心、小作所需隨使用者人數增加而廣設，也建議身心障礙的大型非營利團體如基金會能自立創建，而非僅接受政府委託方案或公辦民營，經濟量能足夠的社會福利基金會，如能獨立開辦，也才不負社會大眾的捐款。
2. 重新思考評鑑制度:政府雖然有定期的評鑑制度，指標日漸複雜，但從民國82年我開始參與第四次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迄今，雖然家長聲音和心智障礙者權益被看見和重視。但這對身障機構多數只在評鑑時被重視。然而誘因很多委員都是機構界的實務代表，部分學者也身兼機構顧問，雖然對機構的服務品質有所改善，但是否能公平，只能自問。雖然部分人士倡議引進日本「第三方評價機制」，期盼啟發產官學界對台灣評鑑制度的反思。但中立機構與相關SOP在台灣如真的要仿此制度，需要倡議者慎思如何跳脫目前多數在心智障礙界處理評鑑事宜，都是相同學者的框架。
3. 工作者的專業支持:除了在職訓練，在台灣學者缺乏實務經驗，實務經驗豐富者缺乏學歷，因此面對有重大行為議題的心智障礙者，多數工作者呈現無力感，特別是在重大情緒行為議題都需要精神科醫師的協助，但在機構中協助重大行為議題的團隊，卻很少有精神科醫師加入，這也是我建議政府能重視並投入經費，讓包含精神醫師的跨專業團隊能形成，而非只是協助正向行為的特教老師或學者。
4. 自己的孩子自己救，很多非營利團體因為這心情而組成，但也因為需求，讓不肖者成為商機，站在過來人立場，建議家長站出來，不是要大家為自己的孩子成立機構，而是在孩子不同的生命周期都有代言者、觀察者，協助心智障礙者自我倡導。

走過智總創立到對社會疾呼，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發現、早期治療，兒童健康發展是新一代父母需要有的共識。心智障礙者的權益需要社會的全體力量去捍衛，而不是在每次憾事發生，檢討後、停辦後，就慢慢被新的社會議題淹沒。

此篇文章也刊登至聯合報：https://udn.com/news/story/7339/5665010